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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晚清经济史话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1-11-24

  搜狐财经特约专栏作家,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著有“中国改革史系列”之《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等。

  美国对橡胶消费进行限制,导致全球橡胶股市崩盘;股灾波及上海,川汉铁路违规入市的巨额资金全部亏蚀,而正是这笔资金成为橡胶股票泡沫的重要推手;川汉铁路陷入资金危机,并且就损失款的补偿问题与中央持续发生矛盾,引爆保路运动,成辛亥革命先声。【我来说两句】

  一头巨大的熊,跨越大洋而来,熊掌横扫上海滩。股市全面崩溃,钱庄票号纷纷倒闭,外资银行损失惨重,仅以身免。那些越来越高的新建洋房,则成为人们财富梦碎后的终结之地,创下了与时俱进、前无古人的自杀方式——跳楼。

  “寰球同此炎凉”,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给大清国上了一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课,而且以其凌厉的掌风,一举掏空了大清国的根基。

  春天的时候,这座城市仿佛服下了大补,充满了亢奋,如同周边田野里油菜花般灿烂。

  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的股市画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阳线,高耸入云,全球瞩目,引领大盘齐齐飙升。兰格志股票面值仅100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

  在上海证交所(“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的几乎所有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而东南亚的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大清国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发动机”之一。

  受到热捧,当然是有原因的。账很好算:每一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而市场价却在12先令,差额高达7.5倍,不追捧橡胶股票,还能追捧什么呢?

  1900年,也就是大清国正忙着闹义和团的时候,汽车已经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而到了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车,售价不足500美元,不久又下降到300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不仅将汽车价格拉低了10倍,将汽车从奢侈品变身为大众消费品,而且令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一时成为硬通货,全球橡胶市场立即被蜂拥而入的资本挤得满满的。

  1906年,伦敦证券市场就有27家橡胶公司同时上市,10-25%的回报率,令投资人趋之若鹜。上海众业公所也不甘人后,在同年秋季就为一家名为Kalumpong的橡胶有限公司开闸放行,而这家公司刚刚在6月份注册成立。Kalumpong股票发行量为1.4万股,每股面值50两银子,股民只需先支付25%的面值,余款在一年内交清。Kalumpong的股息,从每年6%迅速提升为16%,其股价也迅速增值,到1909年达到了每股230两。它的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西方公司到上海发行橡胶股票。

  1907-1908年之间,又有两家橡胶股票出现在上海:Tebong Rubber & Tapioca Estates Co.及Dominion Rubber Co。但在这两年,由于美国经济危机,其橡胶消费能力减弱,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一度疲软,在伦敦上市的橡胶公司数量,1908年只有5家。

  从1909年开始,橡胶的资本游戏迅速恢复,伦敦市场的橡胶价格达到了1908年的五倍。世界资本市场随即开始疯狂。而随着盛产橡胶的东南亚成为全球投资热土,最靠近东南亚的世界级证券交易所就是上海,上海迅速成为橡胶股票上市的首选市场。

  以外资为主的橡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上海上市。这些公司规模不一,大的在南洋拥有5000英亩以上的橡胶园,如英楂华(Anglo-Java)公司,市值高达180万两白银,但整个上海市场中,市值过百万的橡胶公司只有8家;中等的则可能拥有120英亩,如Sungala Rubber Estate公司,市值为17万两。而超过半数的公司,则都是平均市值仅为8万两的小公司。

  那些熟悉中国市场的洋行大班们,纷纷投身这场圈钱运动。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著名公司中,都有高管不惜辞去高薪职位,开设自己的橡胶公司。在资本开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橡胶公司的“生产线”也开始加速:少数掌握资源的辛迪加公司,在马来亚大量圈地,甚至连橡胶树苗都还没种下去,就将这些“橡胶园”分割转卖给上海的新公司,收取现金,或者收取新公司提供的股票。

  仅仅1910年6月,一个月内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挂牌交易,卷走的资金量高达1350万两白银,平均每家公司筹集到45万两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令伦敦资本市场望洋兴叹、自愧不如的惊人业绩。

  一个名叫麦边(George McBain)的英国人,此前开设一家小小的外资公司麦边洋行,并不为人注意。他开设了一家名为兰格志橡胶公司,却迅速地成为上海股市的领头羊。

  麦边是个成功的策划高手,他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以及“有偿报道”,宣传橡胶产业的光辉前景,其中有关兰格志公司的经营状况,则充满了虚构的数据和承诺。他的第一步策划,就是在各报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彼时中外新闻记者,不知该著作者之别有命意,以为将为世界实业大放光明也,则亦著论以怂恿之”(清、姚公鹤的《上海闲话》)。曾经有稗官野史说,杜月笙如何帮助麦边洋行“布局”造势,其实,当年小杜才20岁,还是个没打开局面的“小开”而已,根本不具备为外资公司托市的能力。

  麦边随后协同外资银行联手做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出来,为股东们每3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票面价值的12.5%。随后,这几家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兰格志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营造出兰格志股票“抗风险能力强”的表象,共同炒作。

  巨大的利润诱惑下,各种经纪和推广机构,不惜进行大规模的误导式宣传,至少有3家公司在证交所追查后,承认自己有欺骗和误导投资人的行为,其中一家公司承认将“树桩描绘成了橡胶”,另一家公司经查实,其仅有一半的土地上种植了橡胶树。但本为投机而来的大清国股民,根本不在乎这些。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橡胶公司的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甚至已经成了不少洋行门外的招牌。

  1910年3月中旬,Kota 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Estates Ltd)在上海发行新股、进行申购的第一天,股票原定的发行时间为上午10时,但半夜就在排队的人流,令银行方面临时决定提前开门。早上9:10时,第一单交易完成;一个小时后,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全部告罄,银行不再接受后来者的认购。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足足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钱庄、票号等内资金融机构积极推波助澜,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钱庄自己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并且通过他们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无远弗届地吸纳着中国各个角落里的资金,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

  上市的橡胶公司,为了适应大量低端的大清股民的需要,创造性地将原来50两或100两的股票面值,调低到10两,甚至5两。另一个普遍的行规是,股民可以分期付款,只需要支付少量的首期,就能持有股票,余款可以在一个时期内支付完毕。当时就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赌场。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统计表明,上海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至80%,在4000万两以上,将近大清国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资本市场永远是强者的游戏。就在所有人都在热议着上海股市何时达到下一个高峰时(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

  疾奔的牛突然变身成了熊,国际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交易市场上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大清国的股民们刚刚见识了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好处,又开始吞下其巨大苦果。

  先得消息的外资银行立即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中收回了贷款,造成了银根进一步收紧。7月22日,违规入市、大肆炒作橡胶股票并被深度套牢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倒闭了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有一个共同的老板:陈逸卿。他在正元和兆康两家有实际投资,在谦余虽无实际投资,却是列名股东,关系紧密。陈逸卿本人身兼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得化洋行三家外企的买办,而他在兆康钱庄中的另一股东戴嘉宝,也是德资裕兴洋行的买办。这样的身份,令陈氏麾下的三家钱庄,得以在第一时间拿到橡胶股票的原始股——当然是溢价之后的。

  陈系钱庄成为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陈逸卿的算盘打得并不错:利用自己掌握的资金和在老外那边的关系,抢购股票后再加价卖出,应该是一门风险并不很大的短平快生意。这一生意越做越大,陈逸卿的资金链便开始绷紧。此时,他的人脉再度发挥了作用:各大洋行宣布,正元等三家钱庄出具的庄票兑换期限可以由原先的10天延长到30天,这等于将陈系钱庄可以调用的资金额度放大了三倍。庄票也就是常说的“银票”,有点类似今日的银行承兑本票,钱庄在兑付时认票不认人,等于是现金。花旗、华比、怡和等三家外资银行,还向三家陈系钱庄发放了100万两的特别贷款。在这样强力的支持下,正元等三家钱庄共发放了600万两的庄票,大大超出了其所能承担的风险。仅正元一家,收购囤积的橡胶股票就高达300-400万两。

  在陈系钱庄带动下,与他们往来密切的另五家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也大规模地为购买橡胶股票发放庄票。

  在陈逸卿的资金链条中,有一家远比花旗等外资银行更为强有力的后台,这就是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

  这家国有企业虽然在两年前改制成了商办,但从管理层任命到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和国有企业没任何差别。施典章,一位曾担任过广州市市长(知府)的前官员,作为被中央任命的川路公司CFO(“总收支”),已经在上海坐镇5年,负责盘活手头的350万两巨款,进行资本运营。

  施典章正是陈逸卿的最大靠山。在陈逸卿掌控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中,施典章在正元的存款高达50万两,在兆康38万两,在谦余达到25.5万两,三家合计为113.5万两。而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此外,施典章还将另外一笔95万两的巨款,也存入了陈逸卿担任买办的外资银行利华银行,实际上,从事后江苏和中央的两个专案组审查来看,这笔存款实际上是私自放贷,与利华银行无关。

  施典章交给陈逸卿进行资本经营的公款,达到了200多万两之巨,占到陈系钱庄发行庄票总额的1/3,在当时一片看多的风潮中,这不仅是陈逸卿最主要的准备金,也是他敢放手一搏的定心丸。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川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如果兰格志股票能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施典章就能真正地“盘活”公款,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

  《申报》这样评价橡胶股灾:“方橡皮股票之初流行也,沪市逐利者争相购买,欣欣然有喜色,以为非分之财从此可大发矣,谁意不旋踵而前之妄想发财者,至于荡产倾家,而祸犹未已,害中于金融而毒波于外埠,风潮所激荡,乃至市面岌岌不可以终日,亦可谓大惩而大戒者矣。顾以吾民之愚而无远虑,一闻横财之来,辄心旌摇摇而不能自主,虽明知其有无穷之害,而以利令智昏故,终思姑为万一之谋,今纵其创已甚,而他日未必能痛定思痛也,嗟乎,民智未开,民德未进,祸患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可悲而可痛者,夫岂止此橡皮风潮而已哉。”

  在正元钱庄停业的当日,上海市政府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帐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 “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8月17日,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被捕,但在美方压力下,只能关押在“会审公廨”,美、英等国领事出面,以陈为外商公司重要雇员,尚有许多未了事宜,不仅拒绝将陈引渡给中国方面,而且拒绝了中方提出在“会审公廨”共同提审的要求。

  和陈一样,享受到洋人保护的,还有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双开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总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总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寒流中,情知不妙的施典章一面准备着外逃,一面还想继续挣扎。陈逸卿被捕后,施典章居然还给蔡乃煌写信,要求释放陈逸卿。施典章显然高估了自己在上海官场上的影响力,蔡乃煌不仅没买他的帐,反而指出施典章本人在多年的资本经营中有欺诈的嫌疑,要求川路公司派人追查。

  陈逸卿被捕后,虽然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被关押在更为“文明”的会审公廨,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自杀身亡,据说是服毒。这下,包括施典章在内,很多人挽回损失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有着17家分行的源丰润,此前似乎并未受到橡胶股票风潮的影响,突然倒闭,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2000万两。上海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形势陡然变得十分严峻,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牛”的钱庄,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

  大清国的对外赔款,一般都由各省分摊后,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可将农、工、路、矿诸政择举行,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

  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总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帐上。

  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总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

  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在中央的雷厉风行下,巨额公款被提取,这等于抽干了源丰润的最后一滴血,它终于支持不住,轰然而倒。源丰润的倒闭,连锁反应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等于给全国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其巨大影响远远超过橡胶股票,实际上从金融和经济层面上,掏空了大清国的最后一丝元气。

  当然,从度支部的角度看,严厉斥责上海官方,完全占理,但从全局的角度,显然这造成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中央领导班子当时更有全局眼光,先从国库中垫支一下,对付过去到期的赔款支付,再来从容弥补橡胶股灾带来的损害,上海的金融风暴本不至于对国家经济乃至执政的基础造成致命的伤害。

  熊市掀翻上海股市后,川汉铁路公司半数资本金350万两几乎损失殆尽。而这家铁路公司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几乎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都是百姓“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肌吸髓而来”。

  7000万四川人被震惊了、被激怒了,多方上访、要求中央彻查。一场“惊天”的腐败大案掀开帷幕的同时,一颗足以“动地”的定时炸弹也埋了下去:如何处理这笔巨额亏损,成为悬在中央面前的巨大难题,并且将成为摧毁大清国的导火线。一年后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帝国土崩瓦解,而根源之一就是这橡胶股灾。

  一头熊,掀翻了大清国,当然,熊的背后还有更令人敬畏的一种力量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大清国,只有租界内可以提供相当和平、稳定、而且法制化的空间,而享受这种资源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租界内购置房地产。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供需落差,因此,房地产迅速成为租界内的支柱产业。资料表明,到1901年时,英国人在上海投资的1亿美元中,60%都投向了房地产。【我来说两句】

  当维多利亚花园在1887年的军乐声中正式开放时,天津的英租界已经初具规模:道路、港口、码头、教堂、市政厅和公园等。这是一个完全欧化了、与传统中国风格迥然不同的“新城”。

  令天津人吃惊的是,在这座“新城”中,市中心不再是代表权力的诸多衙门,除了一幢毫无官气的市政厅之外,市中心就是花园等公共设施。

  此时的天津租界,依然是宁静的。资料显示,20年前(1867),这里只有112个洋人,20年来,依然没有大的增长,一是因为百废待兴,条件艰苦,洋商们更愿意呆在上海,二是因为实现严格的“华洋分居”,华人们很难进入租界,导致租界内的服务行业几乎成了空白。此时,能看到天津房地产“钱景”光明的人,寥寥无几,刚刚从上海投资失败的泥潭中挣扎出来的徐润是一个例外(参阅本专栏5月30日《大清“房奴”富豪》)。

  根据自己在上海的经验和教训,徐润坚信,天津房地产的春天即将降临。事实证明,这次他又是对的。

  “道契”上所载明的财产权利,受到了法律的严密保护,隔绝了任何公权力的觊觎。

  作为榜样的上海,支撑房地产起飞的发动机,叫做“道契”——由上海海关道为租界内的土地“租户”(其实是购地者)签发的租契。

  在大清国民众的概念中,房地产其实是一回事,“房”只是“地”的附属物,因此,直到民国都只有土地证,而无房产证。在法律意义上,地契分为两种,一种叫做“白契”,指民间自行缔结,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用纸和行文都未必规范;另一种叫“红契”,指经过官方认证、缴纳了印花税并盖了大红印章的,用的是官方固定格式的契约版本。两种地契都可以作为“呈堂公证”,而“白契”的举证效力大大低于“红契”,但因为“白契”便于操作,且避开了官方的一笔税费,更受民间欢迎。

  无论“白契”、“红契”,都因为先天的粗陋,导致很多问题。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缺乏精确的丈量,令几乎所有地契都难以清晰标示地块的界限,而且,一些“地主”为了少缴地税,会瞒报地亩,造成“契小地大”;另一些“地主”为了巧取豪夺他人土地,会多报地亩,造成“契大地小”,这些都造成了大量的不动产纠纷。

  鸦片战争之后,获得了“五口通商”权利的英国人,在上海圈占了租界,对界内土地进行了科学测绘,制作了精确的地图。这是中国国土上第一次清晰而标准的土地测绘,尽管仅仅限于上海一隅。

  测量之后,英国人将土地分区划块,进行了功能规划,而后“招拍挂”。根据条约,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依然属于中国,英国人无非“永租”而已,因此,作为“地主”的大清政府向作为“租客”的英国人颁发的“道契”,名义上是一张“租约”——但因为“永租”的关系,而实际上是“卖约”。

  与传统的地契相比,“道契”大大地与时俱进了,不仅清晰地标明了地块的界限,而且省却了保甲、中证人等中间环节,且在中外双方都进行了详尽的备案,绝难伪造作弊。

  更为关键的是,大清特色的无远弗届的公权力,面对“道契”,除了签发之外,别无他权;而租界当局除了依法收取税金之外,也别无他权。比较下来,“道契”不仅要比普通地契少支付税负,而且财产权利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道契”立即成为上海滩的“硬通货”,丝毫也不亚于金条,受到了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票号的一致欢迎。上海“外商银行所认可的周转工具,就是道契和外商产业证券钱庄股东只要能拿得出道契,钱庄就不至周转不灵;银行或者钱庄受押下来道契,一旦需要资金,马上可以拿到外商银行里去转押。在那个时候,道契的地位,几乎和别国金融市场里的第一流票据或者证券差不多,成为上海金融市场上数量最大而流通最易的信用工具。”(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

  在租界里实行的涉外法权,本是对大清国主权的侵害,却也在大清国的土地上成为西式法制精神的橱窗。“道契”上所载明的财产权利,受到了法律的严密保护,隔绝了任何公权力的觊觎。而在中国的传统中,私有财产都是“无限责任”的承载载体,随时要服从和服务于“官家”的需要,无论是刑事犯罪还是政治错误,查抄财产成为一种常见的、并且弹性极大的刑罚。即使谨小慎微做个良民,侥幸躲过了大风大浪,却依然难以躲过地方官员为了各种短期政绩的需求而不断推出的“调控”折腾:或为了某项面子工程而低价强行征收土地,或为了摆出亲民姿态而强令“地主”、“房东”压低租金,“市长”总是取代“市场”,试图引领一切,私有财产也就只能作为官员们试错的工具——当然,在不断的干涉调控过程中,也成为被权力压榨的肉骨头。

  而附着了“洋大人”权威的“道契”,在租界内构筑了一块法制的高地,这令租界内的华人“地主”们也纷纷响应,请求将自己的地契更换成“道契”,甚至连华界内的“地主”也要求换发这种产权明晰的新式权证。法制的高地,就是资本的洼地,而阻止资本洪流涌入的,只剩下一道脆弱的堤坝:租界当局确定的“华洋分居”政策。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大清国,只有租界内可以提供相当和平、稳定、而且法制化的空间,而享受这种资源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租界内购置房地产。

  当徐润在天津悄悄地大笔购置房地产时,上海的房地产却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了30年。而这条高速公路的起点,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英国人最初建设租界时,显然只是当作“前进基地”来定位,只是本能地将母国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体系直接移植过来,而没有“法制搭台、经济唱戏”的功利动机。“维稳”成为租界当局的管理目标,他们明确规定,除了原有的华人“地主”之外,租界内的土地和房屋一律不得转租给华人,实行严格的“华洋分居”。这一政策,也受到了同样追求“维稳”的大清政府的欢迎。尽量减少本土民众与洋人们的接触,似乎符合中外双方管理者的愿望。

  租界的选址,本就刻意避开了华界的繁华区域,而选择了“荒僻”之所。除了极少数的“钉子户”之外,这里本就不多的原住民,早已拿着英国人支付的不算寒酸的拆迁补偿款而搬走了。在1853年初,上海的租界内只有500名华人,“人气”极度萧条。

  同样在“维稳”的思路下,租界当局通过立法,对房地产实行严格控制:获得土地的外商,必须按照规划要求,在限期内建造住房或货栈,否则就是违约,中国地方政府可以会同领事进行查核,收回转租;如外商将自己租用的土地转租的,必须平价转让,不得加价牟利;每家外商公司的租地规模,不得超过10亩

  此时的外商,大多是外贸商人,中国市场并不稳定,起伏巨大,他们的生意也不稳定,分分合合,租界内的“租户”变动频繁。在上海租界建立的头10年间,这里只是一个安静的涉外居民小区,只有外滩附近的少数几个商业地块可当作房地产来操作。

  这种牧歌般悠闲的租界“计划经济”,维持到了1853年。这一年,太平天国横扫南中国,“小刀会”乘机在上海暴动,局势大乱,大量华人涌进租界避难,这使租界人口迅速上升。从1853年初到1954年7月,租界内人口从500人上升到2万多,猛增40倍。而在之后的1860-1862年间,租界的总人口攀升到了惊人的50万。

  汹涌的难民潮,给租界带来的不是“人道援救”危机,而是巨大的商机。难民中的富裕人士,给租界带来了巨额的资金,在租界内消费和投资;难民中的贫穷者,虽然没有带来资金,却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而无论贫富,难民们进入租界后,住房是其必须首先面对的刚性需求。巨额资金、廉价劳动力加上刚性的住房需求,这成为上海房地产第一次高潮的动力。精明的外商们立即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大量建造住房,出租给华人,高档房屋由富人们消受,简陋的板房则由贫民们廉租,资料表明,1860年代的上海房地产市场,仅仅租赁就可获得高达30-40%的利润。

  在人潮的冲击下,租界当局的“华洋分居”政策,根本无法维持,“华洋杂居”成为事实的主流。出于“维稳”的惯性思维,租界当局起初还试图坚守“华洋分居”的原则,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要求“上海道”采取严厉措施,阻止禁止华人涌入租界。令阿礼国晕菜的是,此举却遭到英国商人们的一致反对,他们绝不希望租界当局将庞大的市场阻挡在门外。

  在商界的巨大压力下,租界当局不仅认可了华洋杂居的事实,而且开始修改法律,为房地产行业松绑。1854年,租界当局的《上海土地章程》修订案,经英、美、法三国领事商定,正式颁行。这个升级版本,取消了上一版中对房地产的诸多限制,如外资公司10亩地的圈地上限、房屋和地块不得加价转让、不得租给中国人、华人不得兴建新的房屋等限制,都被废止,在法律层面上束缚房地产发展的一切障碍都被清除,租界当局再度表露出了为资本、商界服务的敏锐与效率。

  房地产行业一经松绑,立时飞奔。大量外资公司,纷纷撤离进出口贸易领域,而加入了房地产的行业。在政策的鼓励下,上海租界的地价与房价迅速攀升,与10年前相比,增幅高达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

  一名叫做雷米的法国商人,1849年以475元购买2385亩土地,均价每亩191元(银元,约合133两),到1856年时,法租界召开第一次“地主”大会进行估价,每亩均价达到868元(606两),增长了4倍多;

  1848年为建跑马厅,外商们圈地81.744亩,每亩均价为83000文(1两白银约值1500文计算,此价约合55两),到1854年跑马总会股东将该地切分出让时,最低价为每亩171万文(1140两),增值20倍,而最高价为每亩543万文(3620两),增值66倍;

  刚性需求不仅带动了地价,而且加速了房地产的周转。有一块面积为8.88亩的土地(英册72号道契),自1849年买入后至1853年的4年间,从未有转让记录,而在1854年的一年之间,就被转卖了3次

  对于如此庞大的大清帝国来说,租界的面积实在算是沧海一粟,这也造成了巨大的“稀缺”——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大清国,只有租界内可以提供相当和平、稳定、而且法制化的空间,而享受这种资源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租界内购置房地产。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供需落差,因此,房地产迅速成为租界内的支柱产业。资料表明,到1901年时,英国人在上海投资的1亿美元中,60%都投向了房地产。

  与上海相比,天津的房地产大约滞后30年左右。这其中,天津开埠就比上海晚了20年,而开埠之后所遇上的第一轮乱局是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不仅没能为天津租界带来“渔翁得利”的效益,反而因为天津成为主战场,而倍受打击。

  直到开埠之后的50年,在大清国分崩离析的辛亥革命中,天津的房地产才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帝国的崩溃,令大量的前朝勋贵、富豪,成为天津租界房地产的优质客户,而更为庞大的逃难平民,则构建了庞大的低端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在民国初年持续不断的政局乱象中,天津的房地产行业因此享受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在1917年张勋复辟的闹剧中,如潮的难民甚至令天津租界内一房难求。

  租界内的房地产奇迹,根本上与资金无关,与技术无关,而与政治有关:它所享受的,是法制与维稳带来的巨大红利

  他大声疾呼商战,骨子里却向往着当官,逮到机会,就从商场溜到官场;他高调反腐,提倡有德性的生活,却悄悄大搞腐败;很多本可在经济操作层面就能解决的问题,被拔高到政治的高度;中国最为缺乏的企业家精神,则沦为政治的婢女,企业家可以方便地通过责难政治来逃避自己的应有责任,如同郑观应一样,永远批判他人、批判自己身外的一切。【我来说两句】

  1895年4月20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江苏布政司邓华熙,向光绪皇帝发出了一道奏折,郑重推荐一本书《盛世危言》。就在他上折荐书的3天前(4月17日),李鸿章已经在隔海相望的日本马关春帆楼,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中日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而邓华熙所推荐的这本《盛世危言》,俨然成为那只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海燕。光绪皇帝命总理衙门将该书印制二千部,发给高级干部们作为学习材料。《盛世危言》一时洛阳纸贵,人人诵读。在这本书的忠实读者中,有时年37岁的康有为,也有时年29岁的孙文,而一个还在湖南韶山呀呀学语的婴儿,日后也向美国记者斯诺坦言,这本书对他的少年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婴儿名叫。

  这本畅销书作者郑观应,是晚清大名鼎鼎的职业经理人兼思想家,这一年他53岁,正在轮船招商局担任总经理(总办)。

  在晚清历史上,郑观应的确可以说是“千手观音”。作为职业经理人,他在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纵横捭阖,最风光时同时担任五六家知名企业的总经理,绝对可称是“打工皇帝”。

  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那是一个盛产买办的地方。16岁那年(1858年),郑观应“高考”不中,但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追随其叔,顺利地进入了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颠地洋行)实习。当时,另一香山同乡、比郑大四岁的徐润,也在这家公司当学徒。

  郑观应的外企职场生涯相当顺利,两年不到就开始管理宝顺洋行的丝楼及轮船揽载事项。当1867年宝顺洋行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倒闭时,郑观应无论在经验还是资金的积累上,都已经可以单飞,展露其“千手”之能。他先在和生祥茶栈担任翻译,不久便盘下了这家茶叶公司,经营两湖、江西、徽州茶叶生意。同时,他还成为外资企业“公正长江轮船公司”的董事,并参与上海最早的外资驳船公司--荣泰驳船公司的经营。英资太古洋行成立太古轮船公司后仅两年,郑就出任该公司总买办,这一年(1874年)他才32岁,登上了外企华籍员工的顶峰。

  此时,郑观应的年薪已在7000两白银以上,还有不菲的办公津贴(按当时行情,一般为年薪的5-6倍),而一亩良田的卖价亦不过6两白银。再加上佣金、分红和自己的投资,年收入据估计高达100万两以上,远远超出一般买办1-5万两的年收入。

  头上顶着外资名企(太古洋行绝对是当时的世界500强,至今仍在香港等地上市)的灿烂光环,兜里揣着叮当作响的真金实银,“千手观应”并没有成为一个守财奴,而是积极地将手伸向政界,除了掏钱捐官外,开始大力参与上海商界的筹捐赈济灾民活动,这使他这个广东人迅速地融入到江浙帮中,并赢得了李鸿章、盛宣怀等人的青睐。

  年轻的郑总在政界的投资迅速结出果实。1880年,李鸿章邀请郑观应加入大清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担任副总(会办)。机器织布局权力握在官方代表手中,四川候补道、总经理(总办)彭汝琼和郑总是不谐,导致企业筹建进展艰难,甚至连房租食用也快付不出款。李鸿章见状不妙,便将彭调开,已经捐官混到了厅局级(道台)的郑观应,成了新的总经理。他利用一把手的权威,压制了新调来的官方代表龚寿图、戴恒等,成功地在招股过程中规避了“姓公姓私”的无聊问题,以公开集股的办法超额筹集到50万两股本。

  有作为自然就有地位,郑观应一炮走红,除了织布局总办外,他还兼任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一人“千手”,统揽三大官督商办公司大权,当然,还有自己所经营的其它私人生意。

  但此时,“千手观应”播云布雨的好运走到头了,他在织布局栽了一个巨大的跟斗。因为资金、设备等问题,织布局迟迟难以开工,等到终于动起来时,国际形势却风云突变。中国和法国因越南问题而兵戎相见,法国军舰武装集结上海海口,摆出进攻姿态,十里洋场泡沫破碎,繁华如潮水般退去后,人们发现如胡雪岩、徐润等巨商豪富也赤条条地在裸泳,而机器织布局股票从原价100两跌破70两, 并最终从《申报》的股价公告栏中消失。

  在此艰难之际,“千手观应”却成了“千脚观应”,拼命逃离。郑观应成功说服了湘军名将、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以组织名义,将他调往广东,为抗法战争前线服务去了。郑推荐了盛宣怀接办机器织布局总办一职,但盛也兴冲冲地要到天津接任海关道的肥缺,机器织布局这块“鸡肋”就留给了经元善。经元善本和盛、郑是一伙的,接盘后就使劲追查龚寿图等人挪用公款的“罪证”,龚被逼急,反戈一击,抖出了郑观应利用公款炒股,“利则归己, 害则归公”的丑闻。上海道邵友镰奉命查办,结果虽在台面上宣称查无实据,但确实发现了郑所成功融进来的股本金,很多居然是股票,有很多水分,郑最后还是自掏2万两补帐。这番折腾后,机器织布局更是一地鸡毛,按张之洞的说法是“资本难集,心志不齐”。

  但屋漏偏逢连阴雨,织布局的事件还未平息,郑观应又在香港被法庭扣留。原因是他在离开太古时推荐了继任者杨桂轩,这位杨总不仅不善经营,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导致太古公司损失惨重。洋人们不愤,便将郑观应这一担保人扣留起来追债。

  如此两番折腾,郑观应大为灰心,“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 。1884年,郑观应于42岁盛年退隐澳门,“千手观应”收回了捞钱的手,开始享受自己积累的财富,同时修订早已经给他带来巨大名声的《盛世危言》(旧作名为《易言》),改行做思想家了。

  这时,郑观应还花了大量财力和精力修道炼丹,“入室”、“访道”、“修炼” ,赞助道友“入武当养性”、“入罗浮养性”等。在修道炼丹之外,郑还大娶侍妾,个人生活过得如此丰富多彩,以至于晚年郑观应要教育儿子:“娶妾不宜多,多则不和,且伤身体,使费亦多”,甚至在1914年遗嘱特别强调“男子以色欲不节而妨其发达。”可见当年的纵情声色是过于投入的。

  1891年,在盛宣怀推荐下,郑观应担任了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第二年又成为招商局帮办。当好大喜功的张之洞把汉阳铁厂办成了一个烂尾项目,盛宣怀出手相救,将自己的老哥们郑观应派去做了总经理。1906年,郑观应还担任了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复出之后,“千手观应”依然活跃在国有、半国有和民营企业,而且因《盛世危言》的盛名,风头更胜当年,只到去世。

  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企业家,却几乎没有创办过属于自己的上规模的企业,说到底他还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他是一位很受“老板”们(不管是公家还是私人)欢迎的职业经理人,却总是和自己的同事难以和谐;

  他大声疾呼商战,却在骨子深处向往着当官,只要有机会,他就从商场溜到官场,尽管他做官的本事比他经商要差多了;

  他高调地反腐败,提倡有德性的生活,却也悄悄地大搞腐败,利用职权,将自己的亲属安插到企业的重要岗位,大搞关联交易,同时,他还毫不掩饰地耽溺于声色,尽管堂皇地自我包装为只是为了多生几个儿子

  作为一位思想先驱,他的著作激发了后人的思考,至今,“郑观应xx思想研究”的论文依然充斥着中国各大学术论文数据库。郑观应的片言只语,也能放大成洋洋洒洒的一篇大论文,得以养活不少文人学者,俨然“郑学”。他被供奉上了政治和学术的双重神坛,乃至他与旁人的利益纷争,也被化妆成了“毅然迎接中外反动势力的挑战”。他那些“激轮飞电收权利, 织雾开山救困贫”的打油诗,“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被人郑重整理出来,并在史料价值之外上纲上线,塑造出一个伟大诗人的形象。

  应该说,郑观应是较早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但这种动辄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政治层面找原因的思维方式,也令崇拜他的后人们成为上层建筑万能论的迷信者。很多本可在经济操作层面就能解决的问题,被拔高到了政治的高度,中国最为缺乏的企业家精神,沦为政治的婢女,企业家从此可以方便地通过责难政治来逃避自己的应有责任,如同郑观应一样,永远批判他人、批判自己身外的一切

  上海滩的地产老大轰然而倒,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白银,而且,与同时倒下的胡雪岩一样,资金链的病毒迅速扩散到生意的每一部分,造成了全局性的垮台,45岁的徐润终于从“地产大王”成了“烂尾富豪”。而更令他郁闷的是,被迫“割肉清仓”之后,他那些地产、股票旋即升值十倍,高达2000万两白银,肥水点滴不剩地全部浇灌了他人的田地!【我来说两句】

  上海似乎正在经历着空前的繁荣,尤其房地产,一路攀升,节节开花,俨然已经成为支柱产业。从各种白色、灰色乃至黑色渠道,大量的国际国内资金涌进上海房地产。这座东方大都会已经成为巨大的工地,“棚户区”被大规模拆除,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到处涌现。

  老沙逊、新沙逊、怡和、仁记等一大批外资企业,连同数量更大的小规模华资企业,以及上海地方政府,都为飙升的地价而欣喜不已。杨树浦、新闸一带地价,猛翻五倍左右,依然供不应求。上海知县莫祥芝立即抓住这一机遇,发布公告,表示“沿江一带滩地曾于咸丰八年奉委勘丈,至今20 余年,有无续涨,必须复丈,并分别追缴租息地价,造册请求升科。”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前戏之后,上海官商两道都在兴奋地期待着又一个高潮的到来。

  的确,上海房地产远离高潮已经很久了,记忆中的上一次,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皇历了。当时,太平天国战乱带来了大量的资本雄厚的“难民”,他们撑起了上海房地产的第一个春天。然而,和平的到来却给上海房地产带来灭顶之灾,在大半个中国热火朝天地忙于灾后重建、GDP飞速上升时,上海的房地产公司却大量倒闭,在“同光中兴”的一派盛世升平中独自向隅。

  机遇继续垂青上海。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并且只准蒸汽轮船通行,东西方的距离迅速被缩短,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同时,上海与伦敦之间也开通了电报线路,信息弹指可达。交通和通讯的革命,如同回春秘方,刺激了上海全面复苏,憋了很久的房地产终于春潮泛滥。

  浪奔浪流的上海滩地产大鳄中,有一条来自南方的“珠江鳄”,他的名字叫徐润,别号愚斋。徐润是广东香山人,14岁到上海,进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也称颠地洋行)当学徒,后升为买办,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国际型人才。除了当买办外,他本人还涉足航运业、地产业、丝茶业、保险业、出版业等,多元化经营,搞得十分红火。

  徐润还是抓住了上一次地产高潮的尾巴的。1863年,太平天国灭亡一年之前,徐润就已经在上海拥有“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当时,他年仅26岁,比他大15岁的胡雪岩,此时还在忙着事业的开拓呢。

  年轻的徐总认为:“上海自泰西互市,百业振兴,万商咸集,富庶甲于东南,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 他在上海所建的“愚园”寓所,以自己的别号命名,也是今日上海愚园路之名的滥斛。徐润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也大量投资房地产。

  徐润在上海的房地产,多集中在其名下一家叫做“地亩房产”的公司里。该公司总成本约为220万两白银,资产总市值约为350万两白银,每年可收租金12万两,约5%的回报率,在当时高利贷盛行的中国商界,这一投资回报率并不丰厚,所图无非是在“地价日益翔贵,以今视昔,利逾百倍”,看重的还是炒地皮。

  其实,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买办,一般对不动产投资并不热衷,即使涉足,也无非是买下农地,过过大地主的瘾。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就在家乡浙江余姚购置了7000多亩土地,成为大地主。在买办中,能投资于商业房地产,徐润或许可以算是比较前卫的,这多半也是因为他毕竟年轻,听进了宝顺洋行洋股东的建议。

  徐润与外商有较密切的联系,总是能够事先了解租界的规划,从而先在规划中的CBD或交通要道两侧,以低价买进土地,囤积牟利。严格地说,他并不是经营房地产,而是倒卖土地及项目,所赚的其实还是内幕消息所带来的巨额利润。

  但房地产毕竟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要在上海滩和国际大资本同台游戏,徐润的实力实在还是太弱了些。他所能依靠的,就只有金融杠杆了。

  徐润最初的计划,是想将名下的地产资产打包“上市”,折合为400万两白银,分为40万股,每股10两,先发行一半,融资200万两。这一有点类似今日REITS的做法,自然是一条康庄大道,唯一的“坏处”,就是要和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这块蛋糕。

  徐润当然是舍不得的,尤其在他发现了一条更为有利的融资渠道后。他的一位英国友人,名为顾林,提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以这批房地产为担保,到英国筹集一笔价值200万两的低息贷款,20年期。此路若通,既能融入资金,又可保有股权,自然是上上策。但顾林回到英国后,却因患脑病而致癫痫,这个大手笔的计划夭折。

  基于对上海房地产前景的坚强信心,徐润显然已决定宁借高利贷、也绝不释放股份,将“肥水不留外人田”作为融资的前提。他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钱庄贷款,这是主流,而且多用房地产本身抵押,借贷一笔,开发一批,再拿新开发的项目作为抵押,继续新一轮的借贷,类似今日的“滚动开发”;二是股票质押贷款,将自己持有的其它产业的股票,抵押贷款,这等于是将其它产业也当作了房地产的资金链;三是挪用各种能挪用的款项,不仅有其它产业上下游的欠款,甚至还包括“存户款”(估计应是客户的预付款之类)及公款。

  一方面有充足的内幕消息可获得市场先机,另一方面又有似乎取之不竭的资金来源,徐润的房地产生意,越滚越大,其自己也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宏伟蓝图。可是,就在他自以为高潮将绵延不断时,法国人却将军舰的炮口对准了大上海:中法战争爆发,高潮被强行中断了!

  1883年,中国与法国因越南问题而开战,战线从越南一直北上,延伸到台湾、福建、浙江等地。法国派出军舰,封锁上海港口,对进出船只进行盘查,并扬言将发起地面进攻。而两江总督曾国荃也针锋相对,甚至制定了用沉船封锁黄浦江的计划。剑拔弩张之下,上海市道大坏,百业凋敝,房地产一落千丈,徐润实力再强,也抵不住形势比人强。

  债主们上门了:“地亩房产”名下房地产市值虽高达340多万两,但其从22家钱庄贷款总额也高达250多万,负债率超过73%。债权钱庄公选出6名代表,徐润也派出6名高管,紧急磋商应对措施,“联合工作组”研究来研究去,决心还是拉新股东入伙。他们看中了盛宣怀,希望用公司的一半股份拉他进来,但却失望地发现盛宣怀“亦一空心大老,无力于此”。多方碰壁后,债主们不耐烦了,决定将“地亩房产”的资产贱价脱手,套现解困。

  上海滩的地产老大轰然而倒,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白银,而且,与同时倒下的胡雪岩一样,资金链的病毒迅速扩散到生意的每一部分,造成了全局性的垮台,45岁的徐润终于从“地产大王”成了“烂尾富豪”。而更令他郁闷的是,被迫“割肉清仓”之后,他那些地产、股票旋即升值十倍,高达2000万两白银,肥水点滴不剩地全部浇灌了他人的田地!

  屋漏偏逢连夜雨。徐润在房地产上摔得鼻青脸肿,他的政敌盛宣怀却趁机痛打落水狗,抓住他挪用招商局公款16万两投资地产的把柄,将他赶出了招商局,连带革除开平矿务局会办之职,从油水丰厚的国有企业高管岗位上彻底清除。

  其实,在那个年代,挪用公款几乎是任何行业的潜规则。那位以爱国企业家兼思想家面貌出现的郑观应,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公款当作个人财产,向外放贷,利息全部揣入自己腰包,结果导致机器织布局不能及时开工。但徐润就没这么幸运了,他和盛宣怀明争暗斗结了深怨,在盛的逼迫下,徐润被迫将镇江及上海永业里、乍浦路等处房产以低价抵偿招商局欠款,盛终于扬眉吐气地为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也给自己报了私仇。

  徐润在其老家珠海,一直是个“慈善家”,举凡建庙、铺路、筑墙、修谱、办学、扶贫等,都少不了他的赞助。地产风暴之前,他还给家乡承诺家家盖新房,建设新农村,但如今都成了黄粱一梦,颜面丧尽。

  从徐润晚年的自叙中,我们可以体谅到他的悲凉。因地产而破产后,他多次举债,试图东山再起,却屡战屡败,随后老母和妻子也相继病故,留下年仅8岁和6岁的一对儿女。年过半百之后,徐润又投入了采矿业,跋山涉水,遍尝艰辛,他把自己这个时候在矿井下拍摄的照片荟为一图,自跋道:“余之所萃七照而合影者,俾使后人视其图而知创业之艰,成功为尤艰业。”

  同样因投机而导致失败,后人对徐润的评价,远没有对胡雪岩那么宽容。胡俨然赢得了民族英雄般的悲壮形象,而徐却成了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反面典型。其实,晚清的企业家们,与同时期的日本同行相比,在个人素质上并不相差很大,但日本人似乎更“爱国”也更有长远眼光。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

  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大清企业家们的智慧,除了用在投机上,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呢?大清的富豪们,其财富能不“烂尾”吗?

  在1882-1883两年,作为大清国改革开放象征的大型国企,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纷纷登陆上海股市,令上海股市迅速泡沫化。到1883年9月,大清国企股票的泡沫破裂,开平股价从260两开始跳水,最终居然跌至29两;招商局股票也跌至34两。这两家公司市值一年蒸发了87%。而本就超负荷运营的钱庄,此前大量购进这些股票,被深度套牢。【我来说两句】

  能捞钱、又能捞名,胡雪岩自然奠定了“首富”和“首善”的地位——尽管只是在大众传播意义上的。因此,当小小的生丝生意扳倒胡雪岩时,不仅舆论愕然,他自己也一时懵懂而不可理解。

  “胡大冰山”的融化,是在1883年的冬天,而在这年的10月份,胡雪岩还死死咬住自己的生丝存货,只“卖”给了怡和洋行2000包,还是合伙经营。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一个月后,11月29日,胡雪岩将所有的生丝存货卖给英商的天祥洋行(Dodwell & Co),售价并不低。但是,野史几乎众口一词说他贱卖,如《异辞录》上说:胡雪岩“不得已而贱售,西语谓之拍卖,遂露窘状”,而其原因是“在同光时代,世界交通未若今便,不通译者每昧外情,且海陆运输,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财货山积,一有朽腐,尽丧其赀”。显然,在这关键一点上,野史与正史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更为吊诡的是,胡雪岩将生丝存货出手后仅两天(12月1日),他的阜康钱庄就轰然而倒,随后居然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和产业链,闹到了破产抄家的地步。这种时间上的“无缝链接”,自然很容易令人将生丝脱手与阜康倒闭联系在一起。12月6日的《申报》也指出:“有谓其(胡雪岩)丝货亏折者然丝货业经售出,纵有所折,亦未至若是速也”。也有分析认为,胡雪岩虽然将生丝存货出手,“惟价银恐须陆续收回,一时未悉数到手”。这些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胡的生丝存货虽然脱手,但是货款未必能回收如此之快,如果这种资金的缺口高达上百万,即令胡雪岩果线万的家底,其流动性的匮乏,也足以致命。

  1883年对于大清国乃至全球来说,都算得上是个灾年。上一年源自美国铁路投资泡沫破碎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了上海,本土钱庄接连倒闭。这些钱庄资本金极低,依靠山西票号及外资银行的短期拆借运营,谋取暴利。并且,在1882-1883两年,作为大清国改革开放象征的大型国企,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也纷纷登陆上海股市,令上海股市迅速泡沫化。到1883年9月,大清国企股票的泡沫破裂,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这些“牛股”都变身为“熊”,开平股价从260两开始跳水,先是下跌至70两,最终居然跌至29两;招商局股票也跌至34两。与上年9月相比,这两家公司的市值足足蒸发了87%。而本就超负荷运营的钱庄,此前大量购进了这些股票,被深度套牢。1883年10月份,谨慎的山西票号与外资银行同时收紧银根,钱庄资金链立即崩断,而此时的胡雪岩还在咬牙坚持,不愿意将生丝存货脱手。

  在银根收紧、市道萎靡的同时,中国与法国在越南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谣传法国舰队可能会攻击上海,这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恐慌。而对于胡雪岩来说,当年意大利生丝的大丰收,彻底击碎了他继续囤积生丝的梦想,只能赶紧脱手。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报告说:“(1883年)生丝行情波澜迭起, 六月时预测, 生丝产量要低于常年的平均水平。......同时又传闻意大利的生丝生产欠佳, 因而上海市场生丝价格飞涨, 中国商人多从内地出高价收购。但新生丝从中国内地运到上海时, 销路不佳, 又因已证实意大利生丝丰收, 外国商人由此断定生丝的需要量已经足够, 不收买胡光墉手中量达14000包的存货。在三个月之间, 胡光墉不肯降价, 外国商人又观望不买, 以致市面呆滞。”(英国国会文件BBP,China,No.1, 1884)

  胡雪岩其实是幸运的,他的生丝成功脱手,损失并不惨重。但是,款项的回收还要一段时间。致命的是,作为左宗棠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此时被左宗棠的政敌李鸿章牢牢锁定了。李鸿章的助手盛宣怀亲自坐镇上海,组织对胡雪岩的“定点清除”,致命武器就是 “西征借款”中一笔即将到期的还款80万两。

  根据“西征借款”的合同规定,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负责接收和管理借款,也负责归还本息。而根据官方的统一安排,“西征借款”由各省分摊还债,各省按期将款项统一汇到上海,由上海市长(“上海道”)汇总后,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付给外资银行。

  如今,这笔80万两的还款即将到期,各省的解款也都已经到账。但是,关键在于,此时左宗棠虽然是两江总督,但“上海道”邵友濂却是彻头彻尾的李鸿章派系人马。“县官不如现管”,李鸿章、盛宣怀要求邵友濂用各种办法,拖延此笔款项20天。“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勒之不予,光墉(胡雪岩)迫不可耐” (《异辞录》)这20天,就是盛宣怀发起攻击所需要的时间。

  上海道的款项没能及时拨过来,而外债却事关国家体面,一天也不能拖延,根据合同,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便先垫付了80万两,这令胡雪岩的资金链更为紧绷。

  掌控着全国电报系统的盛宣怀,对胡雪岩的资金调动情况了若指掌。待80万现银离开胡雪岩的账号,盛宣怀立即大放风声,说是胡雪岩因生丝投机失败,巨亏之下,已经难以维继,鼓动储户们提取存款。

  挤兑风潮首先攻击了阜康钱庄在杭州的总部,随即引发雪崩效应,全国各分号都同时受到挤兑。

  《申报》将这种挤兑的原因,归咎于胡雪岩处置失当,导致内部资金短缺的问题暴露于世。1883年12月3日的《申报》说:“阜康雪记,巨号也,名埠皆设立庄口,专作汇兑前日因有解出银数十万两,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紧,一时无从调补,其经事人竞避往宁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弥缝,遂也停歇。” 而此时的胡雪岩,既不在上海,也不在杭州,而是在宁波设法说服当地的债权人宽容时限。

  无论如何,此时“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异辞录》)到了这种时候,就算胡雪岩富可敌国,其许多资产也难以及时变现。身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但已经无法控制泛滥的市场恐慌局面。更多的在阜康钱庄存了巨款的高级干部们,此时急红了眼,要求中央干预。中央于是发文:“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光绪实录》)。

  多重打击之下,阜康钱庄各地分号纷纷关闭,“京城、上海、镇江,宁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号同时全行闭歇”(《光绪政要》户部奏折),而清查的结果令政府大惊失色:仅北京分号查出的亏欠公私款项,就高达1200万两,胡雪岩居然是个“空心大老倌”。

  于是,中央下令抄家。当杭州知府吴世荣率领钱塘、仁和两县令,带兵前往胡雪岩的豪宅抄家时,发现其“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人亡财尽,无产可封。” 一代巨贾,至此“身败名裂,莫为援手,宾客绝迹,姬妾云散,前后判若两人”。

  到了这种地步,户部居然还要将胡雪岩当年因“西征借款”而花费的“行用补水”(公关开支)10万两,从胡雪岩的“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这令左宗棠十分尴尬,因为根据大清国的财务制度,这笔开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为正项报销,实际上也已经左宗棠签字,处理完毕的。左宗棠自然要帮胡雪岩、也帮自己顶一顶,但并无效果。不久,左宗棠因病离任,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也帮胡雪岩说话:“迄今事隔数年,忽据着赔,不独胡光墉业已穷途无措,即其备抵实物,骤易实银,徒作纸上空谈,追缴亦属具文,且彼恃其早经报销,将不咎己之浮开,必先怨官之失信。在胡光墉一市侩耳,曾何足惜。而纪纲所在,或不得不慎重出之。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但中央依然不松口,要求从胡雪岩备抵产业的变卖价款中扣出,这令胡雪岩至死还亏欠着公款。待到左宗棠病逝(1885年7月),户部尚书阎敬铭干脆要求中央将胡雪岩“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并将其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逮捕胡雪岩的命令尚未执行,胡雪岩就在郁闷中去世了。

  胡雪岩倒了,倒得完全、干净、彻底、快速,一如其崛起一般。《庄谐选录》感慨:“呜呼,何其衰也!岂生平所获皆不义之财,故悖入者亦悖出欤?”

  “悖入者亦悖出”,这种充满了因果报应的论断似乎过于宿命了。但是,时人和后人似乎都忽略了,与胡雪岩个人的宿命相比,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也在承受一种宿命:舆论和媒体哄抬“大善人”们时,很少质疑他们行善的银子来路如何、行善的细节尤其是结果如何,听风就是雨,于是总是被忽悠,行善便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公关利器,这是在是慈善二字的悲哀。

  只要与人分享点滴,即便是盗泉之水,便似乎具备了自我漂白的功能,如此,则天下之水还能有几滴未被盗泉所污的吗?

  (《龙旗下的蛋》之富豪胡雪岩,今日全文载完。下期请继续关注《龙旗下的蛋》之富豪徐润)

  胡雪岩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攀上了人生的巅峰。这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这些慈善行为,其实是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积极响应、热烈号召、慷慨解囊的背后,成为胡雪岩的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几乎每捐一笔,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我来说两句】

  胡雪岩在成为大清“首富”的同时,也同样成为大清“首善”,之不过,这两个头衔都是传播学意义上的。

  胡雪岩的慈善事业,与他的“商业”一样,可靠的史料并不很多。大致上,他的慈善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家乡的行善。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受到重创,战后,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 “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胡大善人”的称号,“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庄谐选录》)

  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积极捐助。比如,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精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时,他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在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期间,胡雪岩积极捐赠,“为陕西捐银5 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 5 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 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光绪朝东华录》)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

  胡雪岩的这些善举,收益也是很大的。“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庄谐选录》)胡本人的级别,因此一路上升,直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子以母贵”,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胡雪岩自己也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越缦堂日记》)攀上了人生的巅峰。这些在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大清国,不仅是巨大的政治荣誉,也是制造财富的资源。

  在这两种慈善行为中,第二类其实是完全围绕左宗棠而进行的政治贴金游戏,积极响应、热烈号召、慷慨解囊的背后,只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左宗棠。这种目标极其明确的政治贴金游戏,也成为胡雪岩的收效显著的政治投资行为,几乎每捐一笔,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收益。相对来说,第一类在家乡举行的慈善行为,相对功利色彩较少,但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 (《越缦堂日记》),这个“饵”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胡雪岩的慈善动机。

  胡雪岩的产业之中,有一家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这成为胡雪岩作为“大善人”的重要证据之一,因其对内要求“戒欺”,对外宣布“真不二价”,并且常对贫民发放免费药品,而被后世奉为慈善的典范。其实,对于任何商业来说,“戒欺”是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至于“真不二价”,这与其说是一种奉献,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定价策略。而胡庆余堂为贫民免费发放避瘟丹等常用药,即使在高阳那本将胡雪岩作为英雄来描绘的著名小说中,也承认这无非是一种广告策略而已。

  可以肯定的是,胡庆余堂从来就都是一个盈利机构,而且盈利能力相当不错。即使在胡雪岩败落之后,胡庆余堂的股份被其子孙卖出,新的股东也照样每年为这一“名牌”而给胡家支付红利3000元,成为胡家子孙们一笔重要的“外财”。在胡雪岩的产业链中,没有一项产业如同这家药店一样,不仅成为供应利润乳汁的奶牛,而且还供应着极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双丰收。

  在那些被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胡氏“商道”中,这种将慈善作为公关手段的做法,是其中重要的法则之一。将慈善作为企业营销的“二奶”,或许正是胡雪岩开创的先河。而那些“胡氏商道”讲师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胡雪岩更为高明之处在于,他的“慈善二奶”居然还自带嫁妆——善款本身就来自于“特种”经营的收入,而慈善又巩固和加强了“特种”经营。根据左宗棠在为胡雪岩请赏时的说法,胡当时的慈善捐款,累积约为20多万两,如果按照当时普遍流行的民间拆借利率12%计算,仅胡雪岩从“西征借款”中浮冒所得的288万两,每年也能稳得34.56万两的利息,足以冲抵慈善的开支。这种可持续发展的“循环”“慈善产业”,本小利大,傻瓜也不会放弃,何况胡雪岩如此冰雪聪明的人呢?

  (未完待续,明日请继续关注《龙旗下的蛋》之富豪胡雪岩之五《胡雪岩败于非法金融操作》)

  将胡雪岩台面上获得的佣金加上幕后的利息收入,在其家产中,左宗棠“西征借款”的贡献率高达26.89%。只因手中有权,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靠权力吃贷款差额和佣金之外,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其依托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低成本公款存款。【我来说两句】

  如果胡雪岩的生丝投资不到1000万两,而且损失并不很大,却因此拖垮了“胡财神”的资金链,那么,胡雪岩的财富实力绝对值得怀疑。

  一般的野史,基本认定胡雪岩的个人财富为2000万两左右,如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认为:“(胡雪岩)私财亦二千万。”这一数据,也被当代不少胡雪岩研究者和崇拜者所接受。

  根据购买力推算,1两白银约相当于现今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胡雪岩的家产总价值约为40亿元人民币。按照2010年胡润百富榜的标准,胡雪岩可以排在344名,只有首富宗庆后的800亿元的1/20。这当然离“首富”还很遥远,但“富豪”二字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

  最为关键的是,胡雪岩为人极为高调,即便在媒体并不发达的当时,也已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一叶轩漫笔》说他“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 汪康年的《庄谐选录》说他“富坍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

  有关他豪奢的各种段子,一直广为流行。李宝嘉的《南亭笔记》记载,胡雪岩有次经过一家一成衣铺,看到有个姑娘倚门而立,颇苗条,就多看了几眼,被姑娘察觉,关门入内。这令胡雪岩大怒,就派人去提亲,要纳之为妾。姑娘的父亲起初不肯,但当胡雪岩的开价开到“七千元”(此处应为银元,1银元约相当于0.7两银两)时,就同意了。成亲之夜,胡雪岩送完宾客后,入洞房,“开樽独饮,醉后令女裸卧于床”,并命仆人拿着蜡烛在旁照亮,“回环审视”,然后大笑道:“汝前日不使我看,今竟何如?”笑完就走了。次日,胡雪岩派人告诉新娘:“房中所有悉将去,可改嫁他人,此间固无从位置也。”结果,这个只被看了一夜的姑娘,获得了“二万余金”,“遂成巨富”。

  同书也记载说,胡雪岩为了重赏演戏者,“命以筐盛银千两,倾之如雨,数十年来无有能继其后者”,甚至胡家的“司机”(舆夫),也是“相随既久,亦拥巨资,舆夫有家,兼蓄婢仆,入夜舆夫返,则呼曰老爷回来了,快些烧汤洗脚 ”。“胡好古董,以故门庭若市,真伪杂陈,胡亦不暇鉴别,但择价昂者留之而已。一日有客以铜鼎出售,索八百金,且告之曰:此系实价,并不赚钱也。胡闻之颇不悦,曰:尔于我处不赚钱,更待何时耶?遂如数给之,挥之使去,曰:以后可不必来矣。其豪奢皆类此。”

  此类传闻,真假并不重要,关键是胡为何如此高调露富,莫非他不知道韬晦藏富之道及枪打出头鸟的风险?这种高调的背后,如果不是因富而狂,则完全可能是一种包装——其实他并没这么富,却故意显得这么富,以增强市场对其的信心——在当代诸多的融资大案中,我们已经对此类自我包装的“富豪”并不陌生。

  这方面的史料,同样极度匮乏,于是,野史中就只好拼命猜想。《异辞录》甚至认为,胡雪岩的第一桶金来自太平天国战乱中操纵银价:“江南大营围寇于金陵,江浙遍处不安,道路阻滞,光墉(胡雪岩)于其间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这种“倒汇”行为,当然能赚钱,但不可能致富。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胡雪岩的生意分为两大类,一是“特种”生意,没有特殊关系做不到的,比如为政府采购军火、机器、筹措外资贷款等;二是“正常”生意,比如生丝、大米等大宗商品的倒卖,或者钱庄、当铺等金融行业。这些生意中,唯一能查到足够多的确切史料的,是胡雪岩过手的大清国对外借款。

  胡雪岩的主要靠山,是左宗棠,胡其实是左的“财政部长”。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因为军费无着落,在胡雪岩的策划下,左宗棠说服了中央,从外资银行贷款,总共借了6次,总额为1595万两,史称“西征借款”,全部由胡雪岩经手。

  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借款利率,一般为年息三厘(3%),很少超出五厘(5%)。但是,6笔“西征借款”,最低的年息9.75%,最高的居然达到了18%,超出资本市场行情的2-6倍。这其中,多笔借款并非银行直接贷款,而是由承贷银行发行债券,在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市场融资而得。其中一些资金,其实还是中国的“内资”,只是通过外资银行转了一道,银行用自己的信用对债券做了担保,自然要加收部分费用在内。

  在西征贷款中,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年利率为8%-10%,银行在其中的获利空间已经相当大。而报给大清国中央的利率,远比这还要高,这就是胡雪岩在左宗棠默许甚至合伙下所加的“帽子”(浮报)。

  根据左宗棠的奏稿,及相关资料,胡雪岩在6次西征借款中的利率浮报情况如下(见图):

  从这份表中可以看出,利率浮报最多时,居然高达本金的10%,比外资银行要收取的8%还要高。而浮报利息金额最大的是第4次贷款,虽然年利率只浮报了5%,但因为贷款本金高达500万两、年限高达7年,总的浮报金额高达175万两。

  吊诡的是,胡雪岩的这种浮报居然是在左宗棠的保驾护航下半公开进行的。以1877 年的第4次贷款为例,汇丰银行索取的年利率为一分(10%),左宗棠已经报给了中央,但随后改口,说是月息一分(原折如此,但似乎应是月息一厘1%)、年息一分二厘(12%),这就多出了2%。随即,左宗棠再度改口,说考虑到外币与银两之间的兑换风险,如果要“包认实银”(借银还银,而非借银还金),外方还要每月加息,通算下来,月息就成了1.25%,折合年息为15%,如果是闰年的线%。而汇丰银行虽然实际收取年息10%,但其发行债券后,实际年息是8 %,银行赚了2个点。8%的高利率,也令这批债券成为及金融市场的抢手产品,香港投资人超额认购,认购数超出了配额的17 倍,伦敦市场的配额发行完毕后,没几天就开始猛涨。根据英文的《北华捷报》在1879年2月28日报道说,当年的汇丰银行股东大会上,汇丰董事长坦陈:在损益计算书里,“从1877 年中国借款中所得的好处是很可观的”。2%的毛利空间,足以让规模如此巨大的汇丰银行兴奋,而胡雪岩一口气就赚了5%的净利润,令银行自叹不如。

  1879年,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曾纪泽,在日记中痛斥胡雪岩:“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驻英使馆的当地雇员,曾担任过中国总税务司赫德的秘书)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或委任之,良可慨已。”

  《庄谐选录》记载:“左文襄(左宗棠)西征时,苦军饷无所出,乃令胡为贷于某银行,以七厘行息。左借此得率军出关,故不以利重为嫌。其实此款即由银行印刷股票,贷诸华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则银行与胡各分其半也。忆某年银行之执事人回国,香港诸西人共饯之,半坐,忽一人起而问曰:诸君今日饯某,为公事乎?为私情乎?众曰:自然是为公事。其人徐言曰:彼为左大人经理借款,曾告我四厘行息,我昨获见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何也?执事人色沮,噤不能答,众亦失色而散。”这虽是野史,倒也说出了胡雪岩在其中的高超“财技”。

  刘坤一看不下去,曾致书左宗棠说:“此间认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胡雪岩)办理,以期妥速。然每百万利银至二十四万之多,所耗不赀,我中堂想亦万不得已而偶一为之也。”令刘坤一郁闷的是,左宗棠并非“偶一为之”,而是连借6次,最后两次借款时,新疆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本无必要以如此高的成本获得资金,但还是照借不误。其中内幕,不能不令人遐思无限。

  将6次“西征借款”汇总可得,落入胡雪岩个人腰包的浮报利息款高达288.33万两,与外资银行实际收取的总利息748.47万两相比,胡雪岩的所得相当于外资银行所得的38.52%。这实际上是胡雪岩从国库中搜刮而得,而这种“生意”对于胡雪岩来说,简直是无本生意。

  而胡雪岩在其中还有一笔收入,那就是外资银行支付给他的“佣金”。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这笔佣金可能是外资银行实得利息的1/3,也即249.49万两。如果加上这笔收入,则胡雪岩实际所得为537.82万两,超过外资银行的实得利息498.98万两。

  如果只计算胡雪岩浮报所得的利息收入288.33万两,其在胡氏传说中的2000万家产中,就占到了14.42%;如果将胡雪岩完全可能获得的台面上的佣金也加入,则在其家产中,“西征借款”的贡献率高达26.89%。只因手中有权,转转手就能赚到比银行还多的大钱,这是后世绝大多数崇拜者们望尘莫及的。

  靠权力吃贷款差额和佣金之外,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产业金融业,其依托的也是权力带来的低成本公款存款。研究表明,当时南方的钱庄,其资本金“至多不过五万,少不足二万余”(《申报》1884年1月23日),与动辄上百万的山西票号无法相比,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亦不例外,但钱庄所经营的业务,却都是数百万两,其中主要是依托资本实力的山西票号的“长期”(一种无定期拆借,但可随时抽回)和外资银行的“拆放”(Chop Loan,一种为期2天的短期拆借)。而胡雪岩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拥有大量的公款存款。《异辞录》说他“藉官款周转,开设钱庄,其子店遍布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官商寄顿钱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国库收支有时常通有无,颇以为缓急之计。”包括高达1595万两的“西征借款”在内的各种公款,都是从外资银行的账号或者政府的财政账号上,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然后由胡雪岩进行调度、分配、使用,其间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腾移挪用,成为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资金库。

  虽然没有确切的数据,说明在胡雪岩的财富中,钱庄生意的贡献率究竟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钱庄是胡雪岩“正常”生意中的支柱产业。此项与外资贷款的差额和佣金结合,基本可以认定,构成胡雪岩财富基础的,其实没有一件是“正常”生意——与其说他经营商。